高血压治疗的“前世今生”

纵观医学发展史，看似理所当然的医学常识，往往都经历了曲折、漫长的探索和研究。比如“高血压要降压”，这在今天是常识，可在上世纪中叶，人们(包括医学界)的普遍观点却还是：“动脉硬化后，需要更高的血压让血液通过狭窄的血管，所以高血压是人的重要代偿，不应该干预。”

由于存在这样的错误认知，广大高血压患者没能得到必要的降压治疗，最终成为高血压并发症的受害者，其中包括当时美国总统：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。

据记载，罗斯福总统血压升高多年，最高达188/105mmHg，并经常感觉头痛。但他的私人医生却依据当时的医学标准坚持认为 “总统没有生病，身体很健康”。于是，贵为全球最富强国家的最高领袖就这样长期暴露在高血压的荼毒下，并逐渐出现劳累后呼吸困难、腹胀、轻度紫绀、胸部X 片示“心影增大”等症状和体征。

1944年3月，正在诺曼底登陆计划紧锣密鼓筹备的当口，总统先生终于因“心衰”倒下住院了。高血压→高血压性心脏病→心力衰竭，这是典型的高血压慢性并发症进展过程之一，但当时的医生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经过一系列对症治疗，罗斯福总统的心衰症状得到缓解，但他的血压进一步飙升，高达240/130mmHg。一年后的1945年4月12日，正当罗斯福正襟危坐、由画家描绘水彩肖像时，突发脑溢血，并于当晚死亡，给世人留下一幅《未完成的罗斯福肖像》以及无尽的遗憾。

罗斯福去世三年后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心脏法案，成立国家心脏研究所，并拨专款展开心脏病流行病学研究。近代医学史上最伟大的研究之一：Framningham研究终于闪耀登场。

该研究纳入了五千多人，随访数十年，并把着眼点从疾病的治疗前移到疾病的预防。许多重要的医学结论陆续出炉，如：“吸烟、肥胖、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是心脏病的危险因素”、“高血压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”等等。“高血压”终于不再被认为是符合生理的正常变化，而必须得到有效、科学的控制与管理。

最新的《2014年成人高血压治疗指南》建议：高血压患者的治疗目标应低于140/90mmHg、60岁以上老人可放宽至150/90mmHg，起始用药包括ACEI类药物、ARB类药物、钙通道阻滞剂、以及噻嗪类利尿剂等。

“高血压需要降压”、 “糖尿病需要降糖”，凡此种种，已成常识。但我们不要忘了，这些医学“常识”的形成，凝聚了人类太多心血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们应当为拥有这些“常识”感到庆幸，并努力为后人贡献更多科学的“常识”，不负前人、无愧今生。